你可以買一份替代證書給他嗎，這樣我就可以辦理他的退休手續，你的丈夫也可以回到你身邊。

【真實故事】半世夫妻三生情（看下去，一定會感動你） 2013-12-09 請點擊右邊關注→ 愛無界skylove婚姻情感交友　　經濟學家張宏馳在夫人去世後，竟從天津鄉下領回來一個老態龍鍾的文盲老太太，讓她成為繼室。這令他的兒子張成和張敢百思不得其解。2009年11月，張宏馳辭世，千萬財產要分給繼母一大半，兒子張成萬分不滿和不甘。在企圖阻止繼母繼承遺產的過程中，他追尋著父親的情感軌跡，經過層層剝繭抽絲，他發現了父親和繼母的一連串秘密…… 　　父親辭世　　2009年11月5日，下午3點多，84歲高齡的經濟學家張宏馳突發心臟病。在被送往醫院途中，張宏馳還有短暫意識，他拉住兒子張成的手艱難地叮囑：“要是我熬不過去了，你和弟弟，一定要照顧好王姨……” 　　王姨是張成的繼母王秀珠。張成和弟弟張敢都沒有料到，這竟然是父親的遺言。　　當天晚上，張宏馳因醫治無效，與世長辭。張成和張敢悲慟欲絕，更對父親的臨終囑託萬分疑惑：父親是大學教授，再婚為何要娶一個文盲？父親為何對這個農村老太太感情這麼深？臨終遺言，子孫他一個也不提，單單交代“要照顧好王姨”！　　張成兄弟對此事百思不得其解，對父親也多少有些怨氣。　　張宏馳1925年出生于天津，是北京某大學的教授，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張成在父親的盛名之下成長，繼承了父親踏實堅韌的品格，年紀輕輕就成為中關村一家科技公司的總裁。　　1996年，張成的生母馮華去世。怕父親晚年生活孤寂，張成和張敢都希望父親續弦，卻被父親一口拒絕。5年後，父親忽然打電話來，讓兄弟倆回家。張成和張敢匆匆趕回去一看，家裡多了個陌生老太太！她衣著土氣，一臉皺紋，滿頭白髮，一問，老太太70多歲了，是從天津農村接來的，父親準備和她結婚！　　兄弟倆震驚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如果找個老年女性知識份子做伴兒，有共同語言，屬人之常情；或者找個沒多少文化但比他小十幾二十來歲的漂亮女人，也可以理解。可這個年齡又大又沒文化的農村老太太，究竟哪點吸引了他？　　聽說父親第二天將和這個叫王秀珠的女人去領結婚證，張成兄弟怕父親不高興，所以沒敢反對，但又一時無法接受這個繼母。於是他們試探著問父親與這個女人是如何認識的，父親不悅，說：“我的事情不用你們操心！”兄弟倆對視了一眼：父親不是老糊塗了吧？　　父親與王秀珠結婚後，兄弟倆都對她很冷淡。他們很少回父親家，即便逢年過節回來看望父親，也很少與她說話。王秀珠話不多，在張成的印象裡，她永遠都只是在家裡收收揀揀，從來沒有刻意討好過兄弟倆。　　現在父親忽然去世，王秀珠將要參與遺產分配。父親一生向學，碩果累累，生活又極其儉樸，學校分配給他的位於北京三環以內的兩套住房，加上多年的津貼、著作版權費、收藏的字畫等，總價千萬之巨。張成和弟弟更加憤憤不平——一個70多歲的村婦，能嫁給他父親已是一步登天。這8年來，兄弟倆對她談不上敬重倒也客客氣氣，她在北京享了8年福已經是人生的造化，她有什麼資格分父親的遺產？　　但兄弟倆的身份、地位、學識和修養，使得他們縱然心有不滿，做事也在情在理。2010年1月，兩人開始辦理父親的身後事。由於王秀珠也是高齡老人了，耳背、眼花、行動遲緩，張成雖有一百個不情願，也不得不親自奔波，去為她代辦一切遺產繼承的手續。　　2月初，張成來到王秀珠的老家天津市郊。王秀珠終生無子，很多東西由其妹妹王佩娥的孩子趙亮代為保管。張成兄弟倆與王秀珠的親戚從來沒有過半點兒聯繫，此次為辦繼承手續才相互認識。聽說張成來拿材料辦理繼承手續，趙亮非常高興，主動地搬出了家裡放材料的木箱。在箱底，張成看到一本發黃的家譜，打開一看，他萬分震驚：王秀珠的母親竟然是張宏馳父親的表姐！也就是說，王秀珠和張宏馳是表親關係！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的婚姻在法律上是無效的！　　王秀珠的妹妹和趙亮知道此事嗎？至少他們肯定不知道近親婚姻無效。張成不敢聲張，只是悄悄將家譜放進公事包。這時，他發現了更令他震驚的事——在王秀珠珍藏的物品中，竟然還有一份離婚證書：張宏馳，王秀珠，青海省共和縣，1955年結婚，1965年離異。他們竟然曾經有過長達10年的婚姻！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太多的意外紛至遝來，令張成心亂如麻。他將全部材料都帶上了。告別了王佩娥一家人，張成立刻打電話給弟弟：“爸和王秀珠有血緣關係，婚姻無效，她沒有繼承權！”張敢也萬分詫異，更加疑惑：“你為什麼不問問王秀珠的妹妹到底怎麼回事？”張成說：“我一心想著王秀珠沒有繼承權，別的事沒敢驚動他們。等我回來再和你商量怎麼辦。” 　　一路上，看著鐵軌旁筆直的電線杆呼嘯著後退，張成心潮起伏。難怪父親對他和王姨的相識經歷諱莫如深。張成明白，只要他向法院提起訴訟，就意味著王秀珠從這場無效的婚姻裡得不到任何遺產，她將淨身回到天津楊柳青鎮。這對於一個糊塗的年邁老人而言，是不是太殘忍了？可是父親在世時，一家人也對得起她了。不是進入這個家庭，她怎麼能出入坐小轎車？怎麼能有保姆照顧？怎麼能氣定神閑地侍花弄草？而她對這個家庭並沒有付出過什麼。　　張成糾結一路，最終還是決定起訴。想到王秀珠並無子嗣，一個人回到天津未免淒涼，張成和弟弟商議，每月付給她一定的養老金。　　2010年3月25日，張成向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決父親與繼母的婚姻關係無效，請求依法取消繼母王秀珠的繼承權。　　因為勝券在握，張成有了一絲歉意，決定回去看望一下繼母。一進家門，他看見王秀珠正坐在陽臺上曬太陽，身上披著父親生前常穿的灰色大衣，那風燭殘年、行將就木的淒涼晚景，讓張成難免有一絲心酸。他問：“王姨，你和我爸爸在1965年離過一次婚？為什麼你們結婚又離婚？”王秀珠半晌才聽清，遲鈍地歎了一聲：“你爸爸讀了很多書……多少年了啊……” 　　是啊，半個世紀過去了，那時離婚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是怎樣一段感情？張成再追問下去，王秀珠卻已語無倫次。她蒼老得說不出一句邏輯正常的話，只剩下悲切混濁的淚水。　　幾天後，張成到弟弟家做客，與弟弟、弟媳議論起繼母的事。弟媳提醒兄弟倆：“爸臨終時交代我們要對得起王姨，我們都答應了。現在他屍骨未寒，我們卻剝奪她的遺產繼承權，是不是有點兒過分？”張成心頭一震。　　父親為什麼對一個村婦如此情深義重？這背後一定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自己不能做出不孝不義的事。張成決定再赴天津，搞清楚事實，決不讓父親在九泉之下難以瞑目。　　6月初，張成再次來到天津楊柳青鎮。　　追尋真相　　王秀珠的妹妹王佩娥，得知張成是來追尋張宏馳人生軌跡的，不禁老淚縱橫。她告訴張成，張宏馳和姐姐王秀珠是青梅竹馬的表兄妹。在那個愚昧的年代，表親可以成婚。1944年，兩人舉行了傳統結婚儀式，拜了天地。　　同年，張宏馳考入輔仁大學社會經濟系。為了支持他念書，王秀珠來到北京，在有錢人家中漿洗衣物、被服，掙錢供張宏馳讀書。　　年輕的感情，動盪得如同驚濤駭浪。張宏馳在求學期間，喜歡上了漂亮的城裡女孩兒。而且，讀了書的他，知道了近親結婚是違背科學和倫理的。　　1947年，王秀珠和王佩娥去大學看望張宏馳。張宏馳根本不願意同學們知道他結了婚，見姐妹倆找來，暴跳如雷：“誰讓你們來的！”王秀珠只好拉著王佩娥快步離開。王佩娥至今還記得，那天為了去見姐夫，她和姐姐穿的都是沒有一點兒補丁的、最好的花襯衫。她們一來一回，徒步走了整整一天。她天真地問：“為什麼姐夫不高興？”姐姐回答說：“讀書的時候是不准結婚的，他怕同學知道。”王佩娥信以為真，直到幾十年後她才知道，當時的學堂並沒有這樣一條規定。在那個烈日炎炎的中午，王秀珠獨自咽下委屈，絲毫沒讓妹妹發現端倪…… 　　1948年，張宏馳大學畢業。1955年，想到當初結婚只拜了天地，王秀珠的父母為了鞏固兩人的婚姻，逼著兩人到民政部門登記結婚。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開始大面積鬧饑荒，北京也不例外。最殘酷的時候，走在路上吃饅頭都會被饑民哄搶。為了把糧食省下來給張宏馳吃，又不會被人發現偷去，王秀珠縫了個小布袋拴在腰間，把自己的口糧省下一半放在布袋裡，晚上睡覺都攥在手心裡，等著丈夫每週回來，讓他吃一頓飽飯。　　王秀珠瘦得皮包骨頭，卻守著她的布袋，一直把食物留存下來。她無數次餓暈在大堆要漿洗的被服前，清醒後又拴緊她的布袋繼續幹活……聽著王佩娥的講述張成心裡波濤洶湧。如果一個人能在自己的生存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給另一半，那樣的愛情是多麼不容置疑！　　1961年，王秀珠告訴妹妹，自己沒有文化，怕將來被丈夫看不起，她也在自學，還想在北京城找一份工作。幾經申請，街道辦事處把王秀珠安排到一家工廠工作。為了更好地照顧丈夫和公婆，王秀珠毅然將公婆接到了北京。　　而張宏馳卻在這時向上級申請到青海工作，夫妻兩人分居兩地。1962年的一天，王秀珠回到娘家，一進門就痛哭不止。她告訴妹妹，張宏馳不但不回家，並且慫恿父母與她分開住。直到那時，她才意識到，這段婚姻已經不能再靠她卑微的討好和無私的付出去維繫了。　　可即便是回娘家，王秀珠還是來到張宏馳的父母家幫忙幹農活。她卑微地愛著他，拼命打磨自己，希望與他比肩，和這個對她寡情的男人擁有天長地久的美好。　　1965年夏，王秀珠和王佩娥一起到青海去看張宏馳，發現他穿著時髦的的確良襯衫，頭髮梳得油光可鑒。張宏馳仍然很不高興，提出兩人之間已沒有感情，並且近親結婚是違法的。王秀珠想了想，對王佩娥說：“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我不能拖累他。”就這樣，兩人平靜地在青海辦理了離婚手續。　　王秀珠將一個女人一生最好的年華都奉獻給了張宏馳，卻沒有一絲怨言。但王佩娥清楚地記得，姐姐回到娘家後，三天粒米未進，哭得天昏地暗。整個鎮子的人都知道她被讀大學的丈夫拋棄了。姐姐在家待了兩個月，出去還要替丈夫解釋：“不是他品性不好，是我們近親結婚，這是違法的……” 　　不久，王秀珠回到北京上班。因為年輕時洗被服浸了太多涼水，她患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關節粗大，雙腿不能彎曲。王佩娥去北京看望姐姐，哭著幫姐姐按摩變形的雙腿，心裡為姐姐不平：當年，她為供張宏馳讀書，替人洗衣才落下了關節炎，難道姐姐一生的命運就是為了成就和成全張宏馳嗎？　　1967年，張宏馳與張成的媽媽馮華結婚。後來，張宏馳被調往北京任教。聽聞前夫結婚的消息，王秀珠終於在親友的撮合下，與一個離異退休職工結了婚。　　趙亮拿來姨媽和姨夫的照片，張成一看，驚呆了！照片上，王秀珠的丈夫，是深深刻在他童年記憶中的那位陳叔！　　隨著真相被一層一層揭開，張成不禁淚水滂沱…… 　　情深義重　　照片上的男人，正是被爸爸稱為“鄉下親戚”的老陳，老陳常常給張成家送糧送麵。那時，張成和張敢還小，但一見到陳叔，他們就知道，“世上最好吃的東西來了”。他上小學時，看到有小朋友穿軍裝，也想要一套。陳叔知道了，就將自己家半年的布票給了媽媽，媽媽用這些布票買布給張成做了一身軍裝。1977年父親赴英留學後，家中一時拮据，陳叔還曾送錢來。那些支離破碎的記憶像彩色的真實生活中忽然閃過的黑白鏡頭，溫暖而令人心碎。張成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幼年時記憶中那位陳叔，竟然是王秀珠的丈夫！他立刻打電話告訴弟弟：“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家裡經常出現一個陳叔叔。他是王姨曾經的丈夫啊……”張敢在電話中得知了一切，沉默了許久，泣不成聲…… 　　原來，“文革”期間王秀珠聽說張宏馳成了走資派，急得六神無主，她對妹妹說：“張宏馳從小就沒有吃過一丁點兒苦，我怕他熬不住啊！他沒了工資，兩個孩子吃什麼？”為了不讓馮華尷尬，她那同樣善良的丈夫老陳替她去看望張宏馳一家，每個星期都給張家送吃的。張宏馳赴英留學期間，王秀珠夫婦毅然表態：兩個孩子，他們寄錢來養。　　當時王秀珠的工資是每個月18元。他們每個月寄給馮華6元，還有一些糧票、油票。而她自己一件衣裳，卻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20世紀70年代末的一天，有學生送給張宏馳一罐麥乳精，他捨不得喝，拿給王秀珠。看到她家的枕頭上還打著補丁，張宏馳大約覺得刺眼，伸手拽過來給翻了個面，沒想到背面的補丁更多。張宏馳歎了一聲：“年輕的時候不懂事……我這輩子唯一對不住的人就是你，不知道還有沒有償還的機會。”王秀珠說：“等你有了出頭之日，就送我和老陳一對新枕頭。” 　　1990年，老陳因病去世。張宏馳前來為他送終。追悼會上，他老淚縱橫，送上親手寫下的挽聯：“手足情篤幾度生死未曾離左右，肺腑言箴從來榮辱不計守炎涼”。　　此時，張宏馳和王秀珠都已年過花甲，再多恩怨都已被歲月打磨平整。那之後，王秀珠回到天津老家安心頤養天年，與妹妹一家住在一起。　　2001年初，趙亮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是找王秀珠的。趙亮非常吃驚，誰會打電話給一個耳背的老人？見王秀珠在院子裡曬太陽，趙亮便大聲叫她：“大姨，你的電話！”70多歲的王秀珠顫巍巍地走進堂屋。電話的那一頭，是76歲的張宏馳。　　王秀珠很快聽出是他，她把電話捧在耳朵旁邊大笑著說：“你大聲點兒，我耳朵聽不見啦！”眼淚卻一瀉而下。兩人又哭又笑，很多話不斷地重複著，趙亮站在邊上，忍不住流下淚來。　　張宏馳對王秀珠說，自己從一個老家朋友處打聽到她的電話。他的老伴在幾年前也去世了，兩個孩子都已成家立業，他卻感到了生活的孤苦。他說：“你到北京來吧，我們都是沒幾年光景的人了，我們一起過吧。誰知道人還有沒有下輩子呢？”王秀珠毫不猶豫地說：“好哇。”話一出口，哭得一塌糊塗。　　2001年3月，張宏馳親自到楊柳青鎮接王秀珠，趙亮送姨媽進京。晚上，張宏馳在學校的餐館裡請王秀珠和趙亮吃飯。因為王秀珠走路不方便，張宏馳怕她摔倒，一直牽著她的手。　　趙亮每年都去一趟北京看望姨媽。在最後的兩年裡，兩人都有些糊塗了，但張宏馳有時會費力地俯過身去吻她，她還像少女一樣笑…… 　　張成怎麼都沒有想到，他得到的是這樣一個纏綿悱惻的故事。這個平凡的女人貫穿了父親的整個生命歷程。如果連她都沒有資格繼承遺產，這世上就再沒有人有資格了！他眼含熱淚回到北京，與弟弟商議：遞交撤訴信。　　2010年6月10日下午，張成得到撤訴通知後，立刻回到父親家中看望繼母。王秀珠還坐在陽臺上，像幾個月來沒有動過一樣。她靜靜地看著外面的世界，眯著眼睛，仿佛快要睡著了。陽光罩在她身上，有一種祥和的光輝。　　張成淚如泉湧，蹲下身，將臉輕輕放到王秀珠骨節已變形的大手上，喚了一聲：“媽媽……”王秀珠愣了一下，伸手摩挲他的頭髮。張成深情地說：“不管您的思維是不是清晰，我都想告訴您，我去過您的老家，瞭解了您和我父親的過去。您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如果王秀珠聽得懂這些話，那麼她一生的無私付出終於有了最有力量的幸福回報。假如張宏馳在天有靈，他一生未了的歉疚終於有了最美好的完結。如果你也被感動了，請轉發到你的朋友圈！傳播正能量！！讓“愛”傳遞到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