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肥瘦身師叫我去取貨，但是我沒有取，也沒等她回覆，我就把他封鎖了⋯⋯ 這樣可以嗎？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

給未婚女性忠告，別為愛情沖昏了頭,後果痛苦一生非洲之行 ————羅政軍我們學校有幾位女同學（師姐）遠嫁非洲，現在她們的情況如何呢？學校委託我去看望能看到的幾位女同學（師姐），並反饋信息，出於好奇，我真的踏上了這趟非洲之旅。我的非洲之旅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他們派出了一位工作人員一路陪同。首先我接觸到的女同學叫王玉珍，她比我高好幾屆。她嫁的地方是個半遊牧的幾乎是原始的部落，土地貧瘠，顯得有點荒涼。他們的生活很特別，尤其是飲水方面，一口不大的池塘，不但人畜共飲，而且那些牛羊還站在池塘里又是拉屎又是拉尿，人們卻毫無反應。他們住的屋子，實際上是用泥巴糊的牆，屋頂用當地相當中國的茅草蓋的。由於雨水稀少，漏雨的事就不用擔心。我見到王玉珍是在她的茅草屋裡，她手裡還抱著個一歲左右的小孩，她的丈夫就站在她的身旁，表情木訥，目光呆呆地看著我，一言不發。大家很尷尬地對視著，為了打破這種僵局，我問她一些話，她就是一言不發，只是呆呆地看著我，還是這位非洲陪同者，用我聽不懂的非洲話嘀嘀咕咕地對著王玉珍的丈夫說了幾句，他很無奈地看看我們，然後極不情願地走了出去，氣氛有點緩和。可是，他出去後，站在屋子外的兩個孩子跟著進來了。我問：“這也是你的孩子？” 她只是點點頭，還是沒有言語。我只得自我介紹：“我們是校友，你是師姐，我比你要低好幾屆，你是學理科的，我是學文科的。”她也顧不得看我們。兩個孩子圍著她，用生硬的中國話叫媽媽，她很動情地把他們擁入自己的懷中。我無話找話地說：“這都是你的孩子？” “是呀。”她終於開口了：“大的五歲多，老二三歲多，小的一歲多，肚子里還有一個。” 我驚訝地看著她：“你今年多大？” 她一臉迷茫地看著我：“我今年已經33歲了。” 我控制自己的情緒外露，這哪像30幾歲的人，簡直像中國50幾歲的大媽。皮膚黝黑，額頭上的年齡紋一條條清晰可見，臉上的肌肉鬆弛耷拉，不過仔細看，一個美人胚子還是很亮眼的。 “你來非洲幾年了？”我很同情地看著她。 “已經快七年年頭了。”她的話閘子終於打開了。 “你是怎麼嫁到非洲來的？”我在來之前實際上已經瞭解到，她是作為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大一就跟現在的丈夫陪讀。她看了一下非洲的陪同人員，又看看我，長嘆一口氣說：“唉！”驚慌地站起來，走到屋外呆了一會兒，左右看看，然後來到原來坐的地方：“我讀大一的時候，家裡經濟條件不太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學校照顧我，就讓我擔任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除了給我免除學雜費外，每月還給我生活補貼500元。”停了一下，重重地說：“就這免除學雜費，每月補貼，讓我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我沈默並同情地看著她。 “陪讀期間，他經常用他高額的助學金，又是請我吃飯，又是給買化妝品，又是給買衣服，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每年三個節日，他總要買些禮品送到我家，但我家每次都堅決拒收，並且一再警告我，與他不要做出任何出格的事，要自重、自愛，甚至提出要我辭掉陪讀生的工作，我總是跟他們講，我是成年人，又是大學生，知道怎麼做。這幾年我也理智地與他保持距離，也曾想過不當陪讀生，他卻總是甜言蜜語地在我面前獻殷情，一次次地我被他感動了。但底線我還是保住了，最多他就是擁抱我，親吻我，撫摸我。四年大學的生活就要結束了，他動情地說，我們該留下些什麼。我輕描淡寫地說，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就可以了，有機會到你們家鄉看看。就這樣，我慢慢放鬆了，直到有一天他請我吃飯，我不會喝酒，他反復勸我喝一點酒，實在不好意思拒絕，從來不喝酒的我也就失去理智開始喝起了酒，我不勝酒力，很快就喝醉了。等我醒了，就是第二天早上，竟光身裸體地躺在賓館的床上，他也光著身子，就躺在我身邊，我身下一灘血也被他用床單蓋住了。條件反射，我很快拿起衣服穿上，並對他拳打腳踢，還罵他是黑鬼，他驚恐萬分地跪在我面前，說他太愛我了，希望我原諒他，甚至提出要我嫁給他，把我帶回老家去，會一輩子對我好，讓我一輩子幸福。當時，我想報警。但看到他跪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怪可憐的樣子，我猶豫了。說實在的，四年陪同生活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往後他對我越來越溫柔，百依百順。不久後，我發現懷孕了，一度陷入極度恐慌和矛盾中。我也是個傳統的中國女人，既然我的貞潔被他搶去了，再加上近四年的陪讀，我們之間還是有一定的感情，我就簡單地認為乾脆跟他結婚算了。我把這一想法告訴家裡，遭到家裡的堅決反對。母親流著眼淚，聲音嘶啞地說，我們就你一個寶貝女兒，你連非洲去都沒去過，你瞭解他嗎，我根本聽不進，還是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想法，眼見肚子越來越大，要瞞住別人是不可能的，我和他只得辦理結婚手續。畢業了，在離開中國前往非洲那天，我沒有任何一個親戚、朋友、同學來機場為我們送行，甚至父母都沒有來。她停了下，像是在思考什麼，接著說，其實，我是可以留校的，我關於暗物質的研究，曾在國際上有名的雜誌刊物上發表了論文，曾引起了一些專家的關注，關於量子糾纏論述也有獨到之處，學校曾要求我留校深造，我認為自己這個樣子，反正到非洲也有機會從事物理研究，這種極端愚蠢而又十分好笑的妄想被現實粉碎了。” 我的心情也變得沈重起來了，大家都默不作聲，似乎有些難言之隱。她是流著眼淚述說這一切的，用破舊的衣服擦了擦眼淚，不等我繼續提問，她好像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到非洲下了飛機，機場離他的老家還有幾百公里，公路全是坑坑窪窪的土路，一路上坐了破舊不堪的客車，還坐了牛車，渾身被顛簸得像散了架，下了牛車，我艱難地挺著個肚子，一步挨一步，到半夜才到他家。夜裡我們將就一個晚上，在鋪著茅草的地上倒下就睡著了。天剛亮，我才看清，這是典型的非洲土屋，連床板都沒有，地上鋪著茅草，上面再鋪上一張床單，就算是床。不知誰把我的衣服全脫光了，赤身裸體地睡在床單上，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另外還有兩個男人，也一絲不掛地睡在離自己幾步遠的床上。我趕緊捂住自己的隱私部分。丈夫不高興地扒開我的手，說不要大驚小怪。我們家鄉風俗就是這樣，一家人不管男女老少，全都是光著身子睡覺，以後你要習慣。看見旁邊兩個光著身子的男子，我真想不到他們會對我做出什麼難以啓齒的事，我還是不顧一切地找到衣服穿上，丈夫認真地對我說，這兩個人是我的親兄弟，這個是大哥，這個是二哥，我羞得雙手蒙著眼睛，心不在焉地聽著丈夫說，我父母死得早，我們兄弟三人相依為命，這屋子是我們三兄弟的共同財產，包括所有的牛羊，他們兩個都沒娶過老婆，今後你就是我們三兄弟共同的老婆，誰都是你丈夫，他們和我一樣都有權力任意享用你的肉體，你只有順從，溫柔。我大聲說，我是中國人，這是違背道德法理的。丈夫一改在中國表現出來的溫柔，凶巴巴地說，這是在我們的國家，我還想說什麼，丈夫卻一個巴掌重重地打在我的臉上，我這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兩個兄弟不由分說一起上來按住我，把我脫了個精光，我無力反抗，只有哭泣，任由他們擺布。由於我有身孕，不久就要生產，他們三兄弟還不敢對我怎麼樣，但從今以後，三兄弟不但一絲不掛地睡在一個屋子里，而且輪流每天一個人抱著我睡，稍有不從，他們就用趕牛羊的鞭子抽打我，撫摸我，並手電筒照看我身體所有部位，其他兩個興災樂禍地看著，一個滿足了，另一個又上，一直折磨我到天亮。我想回國，可護照被他們扣著，而且這裡非常偏僻，就是讓我走，我也走不出來。不久，我生下第一個孩子，白天我除了帶孩子，晚上就要受這三個男人的折磨，我想過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己的父母，還有剛出生的小生命，我只有忍。小孩還沒滿月，他們三兄弟晚上輪流跟我發生關係，一個完事了，倒在旁邊發出粗重的打呼聲，另一個又接著上，直到三兄弟全都完事，發出打呼聲，我才得以清靜，長期這樣，我怎麼受得了，三兄弟終於達成了妥協，三人輪流每晚一個人，即使是這樣，他們旺盛的精力，超人的性慾也讓我在痛苦中掙扎。幾年來，我又生了兩個小孩，只是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是誰，現在肚子里又有一個。” “你跟家裡聯繫了嗎？”我打斷她的話。 “有聯繫，由於通訊困難，聯繫的很少，去年我父親來了一次，他沒有半點責怪我的意思，只是不斷地流淚，我們想辦法回到祖國去，有什麼辦法，我的護照早就被他們燒掉了，我父親去了中國大使館求助，大使館也很無奈。按照當地的政策，女的一旦嫁到這裡，就永遠不准離婚。父親離開這裡的時候，只會流眼淚，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給我們留下了一筆他省吃儉用的錢。國家培養了我，讀了四年的大學，國家的恩澤，父母的養育之恩我無以回報，我現在不僅肉體上麻木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也麻木了，簡直就是一具行屍走肉，是他們生育的機器、洩欲的工具，我現在沒有別的奢求，只是希望我死後把我的骨灰帶回我的祖國。” 我懷著沈重的心情離開了我的校友（師姐）。我陷入了沈思中，這樣的走訪還要不要繼續，呆在賓館，躺在床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熬過了幾個日夜，我決定還是進行這種讓人心肌絞痛的走訪。還是在一名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走進了另一位校友（師姐）的家。 “我叫朱丹。”她知道我是她的校友，師弟，主動自我介紹。“我嫁到這裡已經四年了。” 看著這位校友（師姐），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真看不出她是中國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更看不出她是位女性，像男子一樣的小平頭，穿著非洲人特有的衣著打扮。 ‘剛進大學門，一切都感到新鮮和不可思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班主任找到我，要我在學習之余，擔任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我當場就拒絕了，我家的經濟條件還可以，用不著那每月500元的補貼，班主任說這不是錢還錢的問題，這是學校交給你的一項政治任務，中國是個有擔當的大國，對貧窮落後的非洲，我們有義務也有能力去幫助他們，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我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上求上進的熱血青年，聽班主任這麼一說，我答應了，做個兼職的陪讀生。並且還想好好履行這一職責，為國爭光。我陪同的這位留學生就是我現在的丈夫。讀高中期間，我有個戀人，他考入了國內有名的大學，為當陪讀生的事，我跟他鬧了矛盾，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來往，為了政治上進步，對這樣一項政治任務當然要淡化兒女情長。剛擔任陪讀生，我堅持自己的底線與他保持距離，也沒有半點經濟瓜葛，他請我吃飯，我會婉拒，他給我禮物，我也會拒收。人非草木，長時間的接觸，再加上他的熱心，我這塊冰也慢慢融化了，對他逐漸好感起來，他說他父親是酋長，家有大金礦，這些我都不希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男友跟我鬧翻了，他就趁著我這段感情真空趁虛而入。畢業後，很自然我們就結合了，儘管家裡百般反對，我還是不顧一切嫁給了他。”她停下說話，很敏感站起身，朝屋外走去，一會兒又回來。繼續說：“我根本就不瞭解他，還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會體貼人，又溫柔的如意郎君，直到來到他的非洲老家，才顛覆了我的三觀，原來家裡已經有三位妻子，我一到他家，人還沒進，他三位妻子就衝上來，對我是拳打腳踢，我叫他的名字，希望他出面制止，可是他早已不見蹤影。緊接著，她們把我按在地上，一個人拿了一把剪刀，把我的長髮剪得像個禿驢，衣服也被剪得像個乞丐，嘴裡還罵罵咧咧地，雖然我聽不懂她們罵什麼，但從她們的口氣中可以知道，她們是用最惡毒的言語咒罵我。大概是她們也累了，才停下來，這時他才過來，口氣生硬地說，起來，跟我來。他把我帶到屋子里，指著一個角落，這就是你今後睡覺的地方，那三位是我妻子，連你在內，我現在有四位妻子，跟我父親比，還有一定差距，他已有七位妻子，我要努力超過他。以後你要與她們好好相處，你是後來的，你得聽她們的，多乾家務活，否則你會很痛苦的。我一下蒙了，原來他是這樣一個偽君子，在中國，他對我花言巧語，真是個人渣，他還洋洋得意地說，我們五個人就睡在一起，我想抱著誰睡，就抱著誰睡，誰對我好，我就抱著誰睡。這四年，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兩個黑鬼崽仔，我想逃離這個鬼地方，護照被他們沒收了，怎麼逃？看樣子，我只有在這個地方等死。孩子們我就不想要了，從生下來起，他們就沒讓我帶過一天，這些黑人，一點倫理道德都不講，他父親有七個老婆還不夠，說中國來的女人漂亮，有女人味，硬把我拉去跟他睡。” “還有這種事？簡直是畜生不如。”我氣憤地打斷了她的話。 “我又已經好幾個月沒見到他了，也不知道他又到哪去騙女人去了。我決不是最後一個被騙的，但願我的同胞不會像我這樣被騙到這個人間地獄來。”她淚流滿面。看到她悲痛欲絕的樣子，我的心更像萬箭穿心，更為可怕的是，據當地人員反映，有三個師姐在非洲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且她們是痛苦離開這個世界的，其中兩個是自殺，另一個有說是被她的黑人丈夫打死的，有說是病死的。我這兩個師姐為什麼會自殺？正當青春年華，又受了高等教育，她們難道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位犯了神經病的師姐我倒想去走訪下。還是在這位不懂中國話的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找到了這位精神失常的師姐家。第一眼看到她，用驚恐萬分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只見她披頭散髮，一絲不掛，滿身傷痕累累，她卻若無其事地看著我們，一手還牽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口裡不停地說回家！回家！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是哪裡人？” 她似乎不理彩我，還是一個勁地說：“回家！回家！” “我是他的丈夫。”一位黑人男子自我介紹，“我們還是校友呢。” “你怎麼讓她赤身裸體？”我不高興地責問這位所謂的校友。 “她就是不穿衣服，給她穿了，她也會脫掉，還喜歡到處走，沒有辦法，已經習慣了。她原來是我留學時的陪讀生，跟我結婚，來到我家鄉後，不知怎麼就成了這個樣子。” “你應送她回中國治療呀。”我用商量的口氣說,“這種病完全可治好。” “回中國治療？那麼容易，你知道要多少費用？我承擔不起，再說她是我老婆，她回了中國，我到哪去找老婆?” “那也得想辦法治呀！” “治不治無所謂，她除了神志不清，會說胡話，吃喝拉撒跟正常人沒什麼區別，晚上還非得我抱著她睡，否則她就不安分了。”他輕飄飄地指著她說，“你看她，肚子又大了，再有兩個月，又要生孩子了。” “有精神病人的女人生孩子，會遺傳給孩子。” “我可管不了那麼多，你也是男人，只要她能跟我睡覺，生孩子，承擔一個女人的作用就行了，你看這個孩子不是挺好的嘛。” 我無言以對，這種走訪我不想繼續下去了。臨走拿出身上僅有的幾千元交到師姐手裡。她笑了笑，然後把錢撒向空中，口裡還不斷地說：“回家回家……” 很無奈，我告別了師姐，心情雖然沈重，但很清醒，想把那三個客死他鄉的師姐骨灰帶回祖國。陪同的工作人員說，她們的骨灰早就撒在非洲這片土地上，永遠長眠在這裡。別了，非洲！別了，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