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9.20生效貸款項目修正前公司法人購置住宅貸款 4成,無寬限期購置高價住宅貸款 4成,無寬限期名下有房屋者自然無第1戶購屋貸款第2戶購屋貸款特定地區*,6成,無寬限期 ⋯⋯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由多條河溪沖積淤積而意外誕生的嘉南平原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884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主要區域涵蓋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另外還包括──彰化縣與高雄市部分區域。（註二）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不過在荷據、清代到日本統治初期，此地有一部分屬於「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由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代表這裡屬於土質鬆軟地帶，也是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註三）就因為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註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以官方為例，1722年時擔任臺灣縣知縣的周鍾瑄（1671～1763，貴陽花溪人、祖籍江西廬陵。周鍾瑄過世後，諸羅士紳恭製周鍾瑄雕像，並將其安置於嘉義城隍爺旁，享受香火供奉），曾在此捐銀修了31處陂圳、1875年，臺灣知府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也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因其位於大目降（今臺南新化）里虎頭山腳下，因此原名為「虎頭山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註五）最大儲水量增加至130萬立方公尺，可供水灌溉農田面積由原來的220公頃（226.82甲），提高至500公頃（515甲）。就因為先天水利與地質條件不佳，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曾文溪四次改道圖。（作者提供）曾文溪四次改道圖。註六（作者提供）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其中「林野調查」更使得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註七），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嘉南平原～日本內地的海外糧倉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註八）日本人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與荷據、清代就開闢完成的眾多灌溉水圳與埤塘。（註九）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39,678日圓（除總督府補助26,470,000圓外，其餘大部分向銀行貸款，於完工後，由受益人自1930年起，分22年還清，註十）興建完成──位於官佃溪（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珊瑚潭），經由一條3公里長的地下引水道，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經官田溪、曾文溪）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南42,000甲的土地；北幹線（經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北至北港溪之間的56,000甲的土地。另於濁水溪和支流清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取）水口（林內第一、第二、中國子流），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總計約1,411公里的水路幹線、支線、分線水路（這還不包含7,400公里由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註十一），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尚未改制前的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規劃之初稱為：「官佃溪埤圳」）」。（註十二）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相當於臺灣耕地面積的1／6），各類農作生產量逐年增加，計達動工前的2～5倍，土地價值（耕地價值）及地租（租佃金額）亦隨之上升。（註十三）受工程影響的人口約40萬。（註十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作者提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圖片摘自──《水車故事～水車的由來》）（註十五）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與增加供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便陸續興建「白河水庫」與「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註十六）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當局規定，整個灌溉區，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作（輪灌制）」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輪灌）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註十七）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註十八）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日月潭水利工程～滿足了日本人的需求，卻解決不了臺灣人的缺糧困境為了將嘉南平原改造成為支援日本內地糧倉的大型農作基地，1917年（大正六年）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八田認為把曾文溪支流之一的官佃溪（現稱官田溪）壩住，便有希望作成一個大規模的蓄（貯）水池（即後來的烏山頭水庫），而在1917年起草的「官佃溪埤圳計畫」中，最初的規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方案：第一案：灌溉面積75,000甲，事業費19,883,345圓。壩住官佃溪與前大埔溪，作成兩大蓄水池，引進後大埔溪（曾文溪上游）的水流，實行三年輪作制，即每年種甘蔗25,000甲、水稻25,000甲、其他作物25,000甲。甘蔗與水稻給水，其他作物不給水。第二案：灌溉面積150,000甲，事業費42,500,000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15萬甲，實行上述三年輪作法。第三案：灌溉面積99,000甲，事業費26,383,345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99,000甲，採三年輪作法。最後總督府採用第三案。但這個計劃因為經費龐大，遭到內閣會議給駁回。不過在1918年「米騷動事件」後引起日本政府對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視，使得原先被否決的「官佃溪埤圳計畫」得以復活。（註十九）到了1919年10月，日月潭的發電工程開始構築，因有濁水溪的增加水量可資利用，總督府因此將原計畫稍作變更，他們將灌溉面積擴大至150,000甲，其中──利用增加的（濁水溪）水量灌溉臺南北部的51,000甲──也就是仰賴烏山頭水庫供水的土地約10萬甲、仰賴於濁水溪供水的土地約50,000甲。（註二十）當時日本人計畫在位於南投仁愛鄉武界部落（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將其改名為：法治村）建壩攔截濁水溪上游溪水，開鑿人工引水隧道──整條穿越水社大山的引水隧道（地下水道）長達15.12公里，其中包含8處隧道、2處明渠、4處暗渠、1座渡槽（水路橋），單是隧道就長13.7公里──後在日月潭西岸水社部落附近北流之水尾溪，興建壩高30.3公尺之「水社壩」，並在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地與水社盆地之間興建壩高19.8公尺之堰堤「頭社壩」，將這個古稱「水沙連（或稱：水社大湖、龍湖或珠潭）」──臺灣中部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改造為一個大型的山區離槽水庫──完工後的日月潭的湖面面積從原來的5.75平方公里擴張至滿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蓄水量估計約1,830萬立方公尺，潭水最深的地方也由原本的4.8公尺增加至27公尺──如此不但可以利用高達320～400公尺的水位落差來建立當時全臺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即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註二十一）而發電後的水則會被引導注入水里溪（註二十二）後再匯入濁水溪，增加濁水溪的流量，進而達到支援嘉南大圳供水的目的。（註二十三）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遠足文化）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其實整個日月潭發電相關工程早在1919年就已經開工，但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蕭條，再加上遇上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工程在1926被迫停工，1928年決定復工，但仍苦於資金不足的問題。1931年3月，由日本大藏省（2001年在中央省廳再編實施，大藏省被分解成為了今天的財務省和金融廳──主要負責銀行監管）負責統籌並與美國Morgan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團協議，確定在美國紐約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公司債（外債）後，就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紐約支店與Morgan公司協議，順利在紐約發行年利率5.5％、償還期間40年之美金債券2,280萬元（約等於45,737萬日圓，實收41,313萬日圓，償還滿期日為1970年7月1日），（註二十四）資金到位後，同年10月正式復工，1934年6月竣工啟用，前後工期長達15年。（註二十五）由於工程的嚴重延誤，這使得1927年親自來臺考察的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就強烈質疑整個嘉南大圳工程規劃的合理性。（註二十六）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作者提供）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一）（作者提供）臺灣各地農家主食物百分比（1922年）。（作者提供）在日據時期，除了臺灣生產的稻米必須銷往日本外，從1911年開始，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也開始輸往日本。當年輸日的番薯（甘藷／番薯籤），其數量約為106公噸；但到1940年時，增加為3,817公噸，數量增加了36倍，且此時已經受到戰時運輸不便的影像；臺產番薯（甘藷）輸日最高的年度，是在1938年，那年輸日額達70,433公噸，為1911年的664倍。這些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番薯籤）輸往日本，並非作為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供日本作為製作澱粉與燒酒的原料。以上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二）（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資料來自──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註三十三）（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史實是什麼？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後記：根據農復會（全名：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9年3月16日，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年7月，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業部）在1950年代對於嘉南大圳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所有興辦渠道內面工程中，以嘉南大圳內面工程為最大，效益亦最宏。嘉南大圳幹線渠道總長度1,410公里，其中已築有內面工（指使用水泥構築）者，僅有153公里，其餘均為砂質壤土之土渠，土質疏鬆，滲漏甚劇。根據實際調查分析該項土渠每年損失之水量，約在供水量的40％以上，給與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相等。（註三十六）附註：（註一）參見──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12）。（註二）關於嘉南平原地面積有很多說法，係因範圍的界定不同而異，例如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詞條中，所列之面積約4,550平方公里，其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本文採用的是陳鴻圖教授所編撰之《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一書。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45。（註三）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除了──「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外，另外更早之前還有「笨港內海」（其內達今日北港）、「魍港內海」（今日布袋為魍港內海之島），總之這裏很多地方在荷蘭人占領臺灣時期仍是一大片汪洋與臨海灘地，其位置大約位於今日縱貫線鐵路的西側。（註四）所謂看天田，係指臺灣南部特殊土壤，利用雨季之雨水生產一獲稻米之田地。其土性甚粘，作物的根伸長至地表下0.5～1尺（臺尺，1臺尺＝0.303公尺）處即受阻。此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所謂糖業中心地帶，即當時東石（在今嘉義縣）、新營、曾文、新化、新豐（以上均在今臺南市）等郡境內，若降雨適當，每甲約可收獲稻米3,500公斤，惟若降雨不均，則往往一無收獲。當時改良土質的方法就是──使用加大馬力的大型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公尺，並建造農道輔助給水、排水路；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壞中氮、燐酸等肥料之含量。另外，鹽分地的改良，則以築堤防洪、開溝排水、植防風林、防砂、去除石礫等方式改善。參見── （Ⅰ）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Ⅱ）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註五）參見──蔡錦堂：《虎頭埤的前世今生》（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註六）近代歷史上曾文溪有4次重大改道記錄： 1823年，舊名汪溪的曾文溪因上游大洪水冲破蘇厝甲（今臺南安定），溪水挾帶大量泥沙流入台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陸浮； 1871年，曾文溪北方支流在公地尾（今七股永吉）附近改道向南，與主流會合後衝破北線尾島（今臺南四草），成為今日的鹿耳門溪； 1904年，曾文溪再次由公地尾附近轉向西流，沖毀十份聚落，經三股仔自國賽港（今臺南七股）出海； 1911年，曾文溪因大水改道，向西冲破青草崙沙洲流入臺灣海峽，成為今日所見的曾文溪。參見── （Ⅰ）《台江國家公園網頁》（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曾文溪行腳》（註七）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7號制定臺灣林野調查規則，對全島各廳（除蕃地外）之山林、原野97萬餘甲，依照人民之所有權申告而進行實地調查，隨後確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其中官有林地為752,993甲、民有僅佔31,200甲）。此外，於查定為官有之土地中，對於與所有權申告者「緣故關係」（即查定前即有長期占有事實者，但其提供之證據殖民政府認為不齊備或不足夠認定所有權存在）較深者則付以「保管林」之名目，而許可其貸渡（租用）。參見── （Ⅰ）王學新：《保管林設置的意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第173期）。（Ⅱ）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23。林野調查完成之後，臺灣有80％的土地均落入日本政府之手，矢內原忠雄先生就指其為「日本資本之征服臺灣之必要的前提與基礎工事」。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汗漫書屋籌備處），p332。（註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因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加上農耕技術落後、長期派軍海外（派軍至西伯利亞干涉俄國的共產革命）…等，因此一直難以擺脫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搶米暴動──「米騷動（米暴動）」。（註九）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p114。根據陳鴻圖教授的研究統計，在日據之前，此處已完成的埤圳等水利設施共181處。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66。（註十）參見── （Ⅰ）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32。（Ⅱ）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大出版中心），p196。（註十一）參見── （Ⅰ）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Ⅱ）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006／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註十二）在嘉南大圳規劃與動工之前，當時臺灣行政區仍屬「廳制時期」，1920年（大正九年）9月，臺灣行政區正式進入「州制時期（五州二廳／1920～1926；五州三廳／1926～1945）」，嘉義廳與臺南廳被取消，原嘉南大圳主要區域均被劃入臺南州內。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日治（日據）時期行政區劃】嘉南大圳組織變遷： 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1年改稱「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新豐郡、新化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6個水利組合於合併成「嘉南大圳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增至18萬餘公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在1946年改組為「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8年改組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11月更名為「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75年1月政府實施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由政府代管，直至1982年6月方案結束，恢復為農民自治團體型態之公法人。2020年10月1日，因改制為公務機關，更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參見── （Ⅰ）李宗信：《五州三廳與空間治理規畫》（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Ⅱ）

請撥時間看花蓮王！？？司法和人民無辦法，但今都是現世報。佛教曰：佛怕因，人怕果。只等待因果律的業報現前明顯果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花蓮王是怎樣長成的？半世紀歷程全整理】最近傅崐萁的新聞很多，從有違憲之虞的中橫高、東部高鐵特別條例，再到堆滿禮盒的豪宅，都引發不少討論。很多人不知道，追溯到上一輩，傅家其實原來是高雄人。因此我們今天就來整理一下這位高雄後裔在異鄉發跡的故事。我要強調，這篇文章沒有原創性，沒有我們個人意見，每一句話都是引用來的。 ★傅兆林：從清廉公務員到經濟罪犯 1932年，傅崐萁之父傅兆林出生在高雄美濃。從小成績優異，高中進入雄中就讀，但高中時正好遇到228事件，殖民政府軍隊掃射高雄高級中學。 2019年參加228祭悼時，花蓮縣228協會理事長鄭英賢表示自己曾聽傅爸爸口述國民黨軍隊用機槍掃射雄中的經過，當時他趴在地上躲過不長眼的子彈。「差一點就沒有我們傅崐萁了」鄭英賢說。諷刺的是，傅兆林之子傅崐萁，後來加入差點消滅其父的政黨，並擔任高位。畢業後，傅兆林考過普考，從1958年開始於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服務，前後服務台中、高雄、台北，擔任幫工程司、副工程司、正工程司等職位。傅崐萁就是在這段期間，於1962年在台中出生。 1977年至1983年，傅兆林任職住都局東區工程處長時，舉家遷居花蓮，主導台灣東部花東兩縣重大基礎建設。傅兆林擔任省政府工程單位主管，掌握的權力與金流頗大，根據傅崐萁所述，他曾目睹包商捧著大筆鈔票到家裡想賄賂父親，沒想到父親不但將包商趕出去，還將鈔票丟得滿天飛。另外，傅崐萁還回憶，傅兆林雖然擁有礦山採礦權，卻不希望破壞好山好水，只雇工撿石頭，可說是清廉愛民的公務員楷模。傅崐萁眼中清廉的父親，卸下公職後轉行從商，所從事的也是熟悉的建材相關產業。 1996年，傅兆林擔任凱聚公司董事長期間，當時公司已因經營不善收入大減，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傅兆林為支撐公司股票，未經董事會同意即私自貸款一億餘元給子公司茂凱公司，再將其中九千萬元購買凱聚股票，但凱聚股價大跌，護盤失利，造成凱聚損失。後來傅兆林為彌補凱聚的資金缺口，與共犯胡湘麒、沈偉強等三人以聯融子公司名義，向女子鄭美玲借款六千萬元，但支票跳票，導致聯融公司面臨被追債六千萬元，損害聯融公司股東權益，2000年2月間，凱聚公司仍缺錢，再以凱聚子公司德和創投股票擔保向鄭美玲供款九千餘萬元，最後再以假交易方式銷帳。 2006年傅兆林等人遭起訴，傅兆林認罪且與凱聚和解，獲台北地院判徒刑一年九個月，緩刑三年。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傅崑萁則獲不起訴處分。為什麼當時30多歲的傅崐萁會和凱聚扯上關聯呢？這就要從他的早年事業講起。 ★少年股神傅崐萁傅崐萁似乎沒有繼承到爸爸的讀書天份，反而對投資相當敏銳。根據《經濟日報》報導，傅崐萁在就讀淡江大學時期半工半讀，曾經擺地攤賺學費，大二當起土地仲介，向房東包下整棟學生公寓，當起二房東收租金，接著把賺到的錢拿去投資股票，大三就已賺到2億元，在股市飆漲的1980年代，傅崐萁資產總值曾經高達80億元。不過，之後股市下滑，讓傅崐萁一度負債20億元。傅崐萁回憶，27歲那年，第一次做生意失敗，把以前賺到的錢全賠光了，很失意、沮喪不敢回家。傅兆林知道後沒說什麼，只叫他除夕夜記得回家吃團圓飯。他硬著頭皮回家，以為又要挨老爸一頓罵，沒想到老爸拍拍肩膀安慰他說「做生意失敗有什麼好怕的，再努力就是！」他低著頭吃飯，眼淚快要掉出來。如果對照台股走勢，傅崐萁滿27歲那年（1989~1990），正好見證台股飆破萬點，達到歷史新高又回跌的過程。。後來傅崐萁確實也很努力，1997年7月到1998年12月，傅崐萁涉嫌向股市金主黃任中等人借得四億餘元，炒作凱聚公司、昱成公司及長億公司股票，被依違反證券交易法、洗錢等罪起訴。傅崐萁辯解：和黃任中單純是借貸關係。另說明投資的公司參與政府重大建設，營運狀況佳，他投資動機很清楚，且華隆、長億都是「大牛股」，誰能撼動它的股價？但傅崐萁並沒有說明，凱聚公司基本面不佳，「少年股神」為何投資？特別是同一個時期傅崐萁之父正是凱聚董事長，爸爸非法挪動資金購買自家股票，兒子則炒作股票。這個問題，傅崐萁就沒有公開回答了。 ★從政路上傅崐萁得岳家之助在傅崐萁縱橫股市，累積財富同時，也在1995年成家立業，和徐榛蔚結婚。根據《報導者》，徐榛蔚出身桃園望族，父親徐振興曾任第二屆國代，曾任桃園縣工業會理事長、長期擔任桃園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徐振興不但在工商界有深厚人脈，擔任國代期間更數次在監察院公布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中榮獲「地王」、「首富」。《報導者》說明：早期地方派系長期操控基層金融，桃園信用合作社成為選舉緊急資金調度來源，其龐大會員更成為重要票源，徐振興可說掌握了這個「大金礦」，藉此與國代身分相互加成、拓展政商影響力。他曾擔任1994年省長選舉宋楚瑜桃園市競選總部副主委、1996年總統大選李連配、2000年總統大選連蕭配、2004年連宋配，以及新北市長朱立倫競選桃園縣長時的桃園縣總部主委。根據《天下》報導，傅崐萁回花蓮從政前，在立院就有聯合辦公室，高級飯店也有招待所，就以「金主身份」廣交藍綠政治人物，並在2000年積極幫宋楚瑜助選。 2001年，39歲的傅崐萁投入政界，掛上親民黨籍參選花蓮立委，首次就成功當選，並一舉當上46席立委的親民黨立院黨團總召。 2003年6月，上市公司合機電線電纜獲得台電第六輸配電大訂單，董事長兼總經理楊愷悌、副總經理余素緣認為是大利多，想借機炒作自家股票，不料市場反應欠佳失敗。因此楊、余兩人找上傅崐萁委員，由合機以底價15元提供2萬張股票給傅崐萁。傅崐萁再邀集好友馮垂青、助理廖昌禧、股市名嘴張世傑（古董張）共謀炒作，由張世傑在他的股友會及媒體鼓吹買進合機股票，其他人負責聯繫金主或傳遞訊息，合機股票也從2003年10月的每股15元，飆漲至2004年1月，每股最高達47元，這群人獲得的不法利益達9643萬元。然而，此案卻被檢方於2005年8月起訴，讓傅崐萁陷入官司中。 2006年，徐榛蔚家族出資成立「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徐持有99%股份。根據《報導者》，往後徐和榮亮實業多次協助傅處理重大財務。 2008年傅崐萁競選立委連任時，遭質疑榮亮實業在2007年底獲幸福人壽董事長黃正一轉讓5.18萬張股票，有炒作、掏空中國國民黨產之嫌，傅即強調，榮亮實業是由徐榛蔚出資、管理，他不清楚細節。而在傅崐萁擔任花蓮縣長後，徐榛蔚和榮亮實業則多次和傅一同、或單獨走訪中國，與中國地方政府、企業進行交流，甚至在2011年以榮亮實業的名義分別和廣西省南寧市、雲南省昆明市市政府簽署「南寧—台灣健康產業城」和「昆明呈貢健康生態城項目投資意向框架協議」開發項目合作協議。順便一提，最近相當熱門的地標，也就是傅崐萁在花蓮縣吉安鄉的「九五至尊」豪宅在2012年申請到建造執照，起造人是榮亮實業，而當時的負責人就是徐榛蔚。該土地為傅崐萁、徐榛蔚夫妻2006年購得，依區域計畫法劃設為農業用地，依法不得為農業以外使用。然而，該地長年被傅崐萁夫婦當作停車場及籃球場使用，而按照區域計畫法規定，縣府應對違者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立委、縣長卻帶頭違法、知法犯法。直到2022年此案曝光，花蓮縣政府才裁罰了6萬元，並且讓地主以「休閒農場」名義合法化。 ★獨霸花蓮之路先說明一下，早年花蓮縣政局除了首任縣長楊仲鯨（這位也是高雄人，傳奇人物）以外，均是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並形成閩、客輪流執政的默契，在地也有四大家族王、楊、蔡、魏，但沒有單一家族能夠獨大。而花蓮雖然是個藍綠大約7:3的地方，但由於立委複數選區應選兩人，中國國民黨得精準略作配票才能全拿，有時候民進黨還是有機會拿到一席，例如黃信介、陳永興都曾在花蓮選上立委。傅崐萁第一次參選時，因中國國民黨一口氣提名兩人策略失敗，被得票率第二的傅崐萁通通擠下，和民進黨的盧博基一起當選。到了2004年，國親合作，傅崐萁得票率躍居第一，但盧博基也順利連任。不過，一對一的狀況下，綠營幾乎沒有招架之力。 2005年，佈局已久的傅崐萁首次參選花蓮縣長，輸給中國國民黨正式提名的謝深山。但2008年在國親合作下，中國國民黨提名傅崐萁，輕鬆在單一選區拿下6成選票連任立委。在擔任立委時期，傅崐萁就以「強力替花蓮鄉親爭取建設」開創名號，傅崐萁擅長設定宏大的工程目標（例如蘇花高、中橫高）來對在地居民宣傳，但若是中央無法辦到，就是把花蓮人看做二等公民。在前兩屆立委任期，傅崐萁砲火全開，除了在北部爭取媒體曝光，還曾率領大批花蓮鄉親包車北上包圍總統府，或前往亞都麗緻飯店，以「借廁所」名義向反對興建蘇花高的飯店總裁嚴長壽示威。這種為花蓮人喉舌的形象，成為傅崐萁的基礎票源。 2009年，傅崐萁違紀參選遭中國國民黨開除，但勢力已經成熟的他輕取中國國民黨提名人，終於拿下縣長寶座。擔任縣長期間，傅崐萁非常努力和選民接觸，例如每個月固定舉辦面對面陳情的「縣長時間」，勤跑原住民、客家聚落；而根據周奕成在臉書分享一則「地方傳說」（未核實），則提到傅崐萁會突然致電地方人士說中午要去吃飯，但不要特別準備，中午左右，傅崐萁就直接走進他家飯廳或廚房，拿起飯菜就吃，十分鐘後就告辭，然後來到下一家。再做一樣的事。每一家的頭家，都會和人說，縣長和我交情多好，來我家直接進廚房吃飯。另外，傅崐萁也擅於分配利益，攏絡各派系，例如他會將曾是對手的中國國民黨部主委挖到縣府、也會迅速把無法配合的高階主管撤職。而地方大小社團，同鄉會、農會、水利會傅崐萁也都有所掌握。當地民眾也指出：「傅崐萁該給的不會少給，婚喪喜慶的紅包白包絕對萬元起跳，對原住民和軍公教族群的的攏絡更是毫不手軟」；另外，傅崐萁利用公家資源大作個人宣傳，從老人乘車卡、祭祀用的金紙、米袋，大至公車、建築物上都能看見傅崐萁或傅氏夫婦的大頭照，甚至國小作業本、聯絡簿都印滿傅崐萁玉照，昔日僅有「民族救星蔣公」才有此等規格。而傅崐萁在花蓮也推動許多耗資龐大的建設，例如要耗資67億興建國際級賽車場、35億興建兩座大劇場；但最後都只是淪為口號。這種開出宏偉支票的作風，可說是後來韓國瑜「不計代價引進迪士尼、F1賽車、賽馬場、愛情摩天輪」等口號的前輩。在傅崐萁有蓋出來的建設中，耗資6億多元的日出香榭大道，傅崐萁堅持使用進口花崗岩黑白地磚，縣府需自籌3億多元地磚經費，1公里就要4億多，這種造價幾乎可以蓋輕軌了。傅崐萁更在議會說：「這建設百年、千年不會壞，若算1000年，每年成本約40萬」。不料，完成3年後地磚就出現損毀。在這樣的努力之下，傅崐萁支持度高居不墜，甚至連續多次獲得「五星縣長評比」，也成就「花蓮王」之威名。 ★司法爭議下實現夫妻共治 2009年12月20日，傅崐萁剛選上花蓮縣長，立刻在就職典禮上，做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舉動，任命妻子徐榛蔚當副縣長，並拿出離婚協議書佐證兩人在2天前已離婚。原來，當時傅崐萁有多案在身，因此早就想出延續政治生命方式。然而2天後，內政部（當時為馬政府）就認定傅崐萁涉嫌以假離婚方式任命之行為違法，報請行政院撤銷任命，並移請監察院裁處罰款。2010年傅崐萁夫婦被依偽造文書罪起訴。根據檢方調查發現，2人離婚後，還是常常一起出席公開場合，「不管是參加公益活動或非公益活動，均形影不離、互動親密，而且均以『縣長夫人』的頭銜稱呼她(徐楨蔚)。」2011年花蓮地方法院審理後認定是假離婚，傅崐萁和徐榛蔚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和4個月。監察院也認為傅崐萁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開罰100萬元。日後兩人再次恢復婚姻關係。 2014年，傅崐萁競選連任時，由於身上案件已進入更二審，傳出近期要宣判。因此傅崐萁夫妻竟然同時登記參選，創下台灣地方民主史上先例。最後案件並未在選前宣判，傅崐萁也以大幅度領先輕鬆連任。2015年，透過傅崐萁的影響力，徐榛蔚被中國國民黨提名不分區立委進入立院。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蕭美琴在花蓮單一選區選上立委，雖然不是直接對決傅崐萁夫妻，但能勝過傅崐萁與藍營共同支持的人選，已是空前，不知道會不會絕後的壯舉。 2016年初，剛上任不分區立委不久，徐榛蔚就獨排眾議，接連提出「台九線道路改善建設特別條例」和「花東快速道路特別條例草案」，預計分別編列200億元、1,000億元特別預算拓寬台九線、建置花東快速道路發展基金，引發外界「錢坑法案」的質疑聲浪，和今年(2024)傅崐萁所提的法案模式非常雷同！而她在立院的質詢也以花蓮為主，比分區立委更像分區立委。 2018年花蓮發生強震，各界善款湧入，但卻發生傅崐萁拿公款捐款幫妻子助選造勢。救災期間送台北市456位里長蘋果禮盒、花費大量經費在震災文宣、以及將高達8億善款發放給產業界而非災民等爭議。 2018年，傅崐萁等人炒作合機股票案，纏訟近14年，雖歷經多次減刑終於定讞。傅崐萁被判8個月有期徒刑，需入獄服刑，花蓮縣長也被解職，由中央派人代理。但接著2018年的地方選舉，徐榛蔚獲得史上最高的11萬多票順利選上花蓮縣長，繼續延續傅崐萁的政治版圖。到了2019年底，已有偽造文書、內線交易炒股等前科的傅崐萁未獲串國黨不分區提名，因此正式宣布參選區域立委。中國國民黨提名人、花蓮縣醫師公會前理事長黃啟嘉同場角逐，黃啟嘉還喊出「勇敢拒絕花蓮王」的口號。雖然傅崐萁和中國國民黨打對台，但傅崐萁夫妻手握廣大票源，韓國瑜要選哪邊很容易抉擇。不但看板兩人合體，選前有花蓮戶籍的韓國瑜副手張善政還直接幫傅崐萁拉票，並說要集中火力投給傅崐萁。中國國民黨只好尷尬表示「此舉屬張善政個人想法與行為，不予置評。」才剛出獄沒多久的傅崐萁，最後還是成功選上立委，不久後中國國民黨見勢想恢復傅崐萁黨籍，遭到徐巧芯等人反對，徐巧芯還在臉書貼出傅崐萁當年炒股、假離婚判決官司等罪狀，怒批「這就來看看傅崐萁在他們口中有多優秀。」（不過巧芯現在倒是絕口不提總召的豐功偉業就是了） 2020年，另一件纏訟多年的炒作凱聚公司、昱成公司及長億公司股票案，洗錢部分因證據不明確而獲判無罪。違反證交法操縱股價等罪，2020年5月14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定讞，判處2年10個月有期徒刑。傅崐萁再次入獄，這此還是以現任立委身份入獄，由於未褫奪公權，在獄中還是可以繼續當立委，形成受刑人可監督監獄（矯正署）的亂象。1年後傅崐萁就假釋出獄，當時黃國昌還猛烈批評，「權貴犯罪果然不一樣」。不料現在國昌老師倒是對權貴罪犯彬彬有禮，還不時緊密合作，不愧是正義的國昌老師。 2021年傅崐萁出獄後，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推動「同舟計畫」，讓經開除、撤銷黨籍等考紀處分而失去黨籍的人也能回歸。當時黨內人士就批評，「以後黨的考紀制度都可以廢掉了」。不過這個政黨本來就沒有原則，於是傅崐萁順利恢復黨籍，從此在黨內批判的聲音也越來越小。 2022年，徐榛蔚再度連任縣長，而2024年傅崐萁也輕鬆連任立委，夫妻共治的花蓮王朝繼續延續。由於花蓮縣兩個最高的政治職位以及資源分配都被卡住，過往有能力調和花蓮派系的中國國民黨體系，在花蓮也逐漸被架空。從過去強烈批判傅崐萁藍營政治人物紛紛噤聲，就可看出其威力。另外一點令人憂心的是，傅崐萁非常積極參與中國各類美化獨裁、吞併台灣的活動，並常與中國口徑一致。另外，家族企業榮亮實業也和廣西南寧、廣東東莞、雲南昆明等地合作投資建設，並簽訂協議，與中國關係深厚。他和中國官方的互動頻率，甚至比韓國瑜更高，卻是輿論比較不會這麼注意的。在可見的未來，傅崐萁夫妻還是會牢牢控制花蓮政壇，並進一步在中國國民黨內掌握龐大權力，對台灣政治發揮重大影響。因此這些原本只有花蓮人熟悉的豐功偉業，更應該廣被大眾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