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前篇內容
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5條相關項目提及「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並不得反質詢」，「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 者 並經 主席 同意 者外，不得拒絕答復、拒絕提供資料、隱匿資訊、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及「政府人員於立法院受質詢時，為虛偽陳述者，依法追訴其刑事責任」。首先，虛偽陳述定義為在蓄意或不為意的情況下作出的不實陳述。但以該法情況，如何定義超過質詢範圍之外，以及如何定義反質詢，目前沒有相關標準。在實務執行上恐因主觀上認知或政治立場不同而有不同定義，認定容易流於恣意，及質詢內容未必皆與事實釐清或證明有關，更常充滿主觀認知的價值判斷或錯誤資訊充當來源者，如何認定虛偽陳述及受罰，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執行上亦產生爭議。

二、藐視國會相關文字列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5條，但聽證權部份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9條，明確說明「無正當理由缺席、拒絕表達意見、拒絕證言、拒絕提供資料者，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處新臺幣一萬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出席聽證會之政府人員為證言時，為虛偽陳述者，依法追訴其刑事責任」，虛偽陳述爭議項目一即已說過，但依釋字第585號解釋，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附屬之強制權力，應以科處罰鍰為限。政府人員受質詢及出席聽證會為證言時為虛偽陳述，除予行政罰外，復依法追訴其刑事責任，已逾越釋字揭示之合理手段。加上藐視國會行為之處罰構成要件不明確，在正當法律程序均有欠缺之情況下，不僅執行上均有窒礙。即令受處分者有司法救濟之途徑，審判機關亦難合理判斷等問題。

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0-2條及第59-4條，當事人無論是接受調查委員會或聽證會調查時，都要經過主席同意，律師才能到場協助。立法的修法明顯侵害被告的訴訟防禦權，與現代訴訟程序中保障被告的人權意旨相悖。